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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后人已不理解内圣外王之道，或仅仅了解其中的一个方面，无法窥见其思想的整体面貌。

子夏则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弓荀学派，这一路径往往探究《诗》礼，注重《诗》所蕴含的历史与王道政治。此后大部分儒家传承的主要是诗言的部分。

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礼乐制度发生了变革，外交聘问场合下的赋诗即便不搭配先前的礼乐仪式，依然可以广泛传播。到了第二阶段，《诗》在子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中庸》引《诗》一方面用以说明道的性质，一方面用以阐发君子所应当具备的修养举止，为君子中庸之道找寻历史根源和行为准则。对于后者来说，诗句所体现的礼仪制度及社会政治理想才是旨要之归。如孔子的学生子游为鲁国的武城宰，就曾推行乐教。而从最初单纯用《诗》证道，再到将《诗》作为思想体系根源，再到把《诗》作为王道政治哲学的历史渊源，《诗》的道德内涵和历史意义愈加丰富。

曾子、子游属于孔门的内在派，子张、子夏属于孔门的外在派。因此荀子引《诗》，回归的是治国修身的礼制规范，有很强的功利性。古人言性惟本于天道如是。

从哲学上看，戴震的义理学工作具有何种理论效力，涉及义理系统的内在比较———比如说朱子学、阳明学与戴震学的义理系统，属于理论评判的问题。（见张岂之主编，第438页） 戴震作为经学考据的典范，其学术成就不可低估，然而评估其哲学思想涉及其注重的语言方法论在义理领域运用时的有效性等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当然，戴震所反对的是宋儒设定的善恶相杂义的气质之性，他并不排斥气质概念本身，此当别论。摘要：戴震哲学以训诂为方法、以反理学为立场，旨在推翻以天理观为标志的理学形上学。

戴震的思路是，人由阴阳五行构成的血气决定了每个人都必然有基本的欲望需求，如日用饮食（《诗经·小雅·天保》）在人类生活就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物者，事也。依戴震的观点，一方面可以说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人物之生生本乎是。

[9]黄俊杰，2006年：《孟学思想史论》第2卷，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合言之，人物是由阴阳五行和血气心知所构成的。一是义理之学，同样运用考据方法来研究儒家学问———主要为经学，其目标则是通经明道，并由此颠覆宋明理学。二、义理又何源哉？ 乾嘉考据学家章学诚与戴震曾有交往，但在晚年不满于当时的经学考据之风，欲在史学领域独树一帜。

……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另一方面，理具于心的说法也将导致一个结果：使人们动辄以理在心中为由，遂将个人意见当作理。就价值论讲，善，其必然也。[10]黄勇，2020年：《道德实在论：朱熹美德伦理学的进路》，载《现代儒学》第7辑。

这是戴震对宋儒天理观展开批判的必然结论，但同样也可以从社会批判或现实批判的角度来理解。实有是理，故有是事（见黎靖德编，第1577页），应反过来说：实有是人，故有是理。

从训诂学角度看，理是玉理文理之意，戴震更注重分理这层意思。[18]《朱子全书》，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同样，戴震由训诂以寻义理，绝非一无是处，相反，他在义理上有重要创获，尤其在儒家传统人性论问题上，戴震提出的理论创见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估。从历史上看，由于宋儒晚出，故较汉儒而言，宋儒经历了隋唐佛道两教的洗涤，而宋儒对佛教尤其是新禅宗不得不作出必要的理论回应。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由重文字训诂，不满宋儒义理，以至于有宋儒不识字（惠栋语）的极端之论。在他看来，如果缺失了知识积累的问学环节，德性便丧失了基础。可为惭惕，可为寒心!（《章氏遗书》，第224页）章学诚的叙述也许有其自身的前见，但大致反映了戴震的学术志向。

另一方面，为进入儒家经典就必须严格按照字义明义理明的程序，即要求先通其语言。但是，思想义理与知识考据是否具有可统一性？戴震欲将义理、考据、词章这三种基本学问打通为一又如何可能？这都是有待思考的问题。

应当说，成性各殊是戴震人性论最突出的标志性观点。……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

戴震严守训诂学方法，由此引出理为分理的思想诠释，强调理必然落在事物之中而显现事物的分殊、有别、不齐等差异性，意在反对宋儒所说的天理抽象同一性，从根本上推翻宋儒形上学。[2]戴震，1982年：《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

倘若我们越出宋明理学的义理系统来审视戴震，其思想是否真像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刺猬那样，拥有一个一贯中心的见解，然后建构起一个大体自洽而明晰的系统，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戴震认为他的解释依据在于五行中的行字，因为行是道的训诂学本义，符合行亦道之通称的训诂原则。他说：《易》《论语》《孟子》之书，其言性也，咸就其分于阴阳五行以成性为言。他在《疏证》中开宗明义便说：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

因此，由经典寻入义理的方法本身自有其合理性，其实就经学训诂法以探求儒家经典的义理，几乎是历代儒者所主要从事的思想活动。从人性论上讲，戴震由天地气化人物生生分而有之，进而推出了成性各殊的重要观点。

他说： 阴阳流行，其自然也。对此，不仅戴震有充分的自觉，同时代的人也通过观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钱大昕对戴震的思想学术有精到掌握：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

上文提到，戴震以分理重新界定理，并以此据斥理一，突出了理的分殊性。戴震基于人性具体差异性的伦理诉求是其思想的一大特色及理论贡献。

知识的获取有赖于学习经典，以便向古圣贤学习，故经典知识是一切学问的源头，也是人的德性得以成长的源泉。义理又何源哉？吾前言过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只是基于训诂的义理与基于义理的训诂，由于立场不同，故所得之结论也就各有其正当性。

但戴震基于语言文字的经典诠释也提出了一些义理新解，尤其在人性论领域，戴震根据理的分殊性，提出成性各殊这一人性论的新观点，揭示有情有欲是人性自然的表现，强调唯有使每个人都能达情遂欲，才能实现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既然是可分的，故必是不齐的。

从人的层面看，无非是血气心知。（同上，第40-41页） 这是说，天下之事无非是由遂己之欲进而实现遂人之欲、由达己之情进而实现达人之情，使整个社会的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最终实现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

他在逝世那年的《与某书》1中明确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戴震全书》第6册，第541页） 一方面，闻道必须求诸六经、孔孟等儒家经典。